从古至今“身后名”的英杰中，很多人一直认为徐渭应该是独居第一的位置，后来才知道一位名气甚至大过徐渭的巨子，竟然也是生前寂寂无闻，死后隆誉。他就是被称为“诗圣”的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唐诗夜空，最亮的明星无疑应推李白、杜甫。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在当年唐朝时，一流诗人中不仅杜甫缺位，李白也仅列最后，在他之前的是王维、白居易、王昌龄。

　　面对无情的现实，杜甫能够承受吗?诗人也是常人，笔下的诗是写给人们阅读传播的，欣赏者寥寥，总未免忧心，情何以堪。在杜甫的诗作中，多次为自己怀才不遇、知音难觅而发出沉重的感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百年歌自苦，未曾有知音”，这已经不是无奈的感喟，而是痛苦的呻吟。

　　当时受欢迎的唐诗是两个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为领唱的田园山水诗派，一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独立诗人李白不隶属于哪一派，不过他的诗歌勉强跟上了潮流。加上被文坛领袖贺知章推崇为“谪仙人”，又有“金龟换酒”的佳话传颂，使得李白一夜成名。不过李白成名不算早，时在天宝元年(742)，已经跨进不惑之年。

　　而杜甫却“不服水土”。他如一片漂泊四方的云，不断地穿行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事件之间，也不断地向人间洒落着诗篇，洒下对人民的忧患、对时局的悲愤。

　　现代文化学者刘小枫曾说：“苦难记忆证明历史是负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这苦难记忆的见证人，他在无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时，用自己的双手记录下了历史的罪恶。”不断走向成熟和觉醒的杜甫，在半生颠沛流离、浮沉起伏的生活中，写出了一连串不朽的名篇。这位忧国忧民的布衣诗人，为大唐痛哭流泪，因为他太爱这个国家;他也对权贵们嘲讽指责，因为他太恨这群小人。不合时宜的诗篇，自然不为朝廷上下所容，甚至连相当一部分听惯颂歌的民众，也不乐意听到这种时代的悲歌。于是，杜甫被冷落了，杜甫成了诗坛的弃儿。

　　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开始赞赏杜诗，他们的眼光超越了当代其他文人。以《马说》呼唤伯乐的大臣和文学家韩愈，自己就是一位难得的伯乐，他曾在李贺默默蛰居乡间的生前，发现了这匹千里马。而也正是他，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的赞语，首先把杜甫与李白并称，甚至把杜甫看得高于李白。

　　杜甫真正成名是在宋朝。那是一个积贫积弱、屈辱懦弱的时期，尤其是一场靖康之耻，使文人和平民深感家国之痛。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具有“诗史”特质的杜诗，引起人们强烈的思想震撼与情感共鸣。杜甫成了宋人顶礼膜拜的圣贤，在铺天盖地的美称中，以诗人杨万里的“诗中之圣”一语中的。直到明朝，撰写《杜臆》的作者王嗣爽正式以“诗圣”称呼杜甫。

　　生活把杜甫逼上绝路，时代让诗圣感到悲凉。诗圣的美称姗姗来迟，恰如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中那句伤感的诗句所说那样：“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生前报国无路，身处困境，纵然身后流芳千秋，人已寂寞无知，又有什么用呢!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在杜甫逝世前三年，他在夔州登高望江，唱出了一首被后人誉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的人生悲歌《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的光辉形象使“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冯至《十四行诗·杜甫》)，“身后名”使他成为“诗史孤忠在，文星万古沈”(元·宋无《杜工部祠》)的不朽圣人。

　　(《绍兴日报》)

　　从古至今“身后名”的英杰中，很多人一直认为徐渭应该是独居第一的位置，后来才知道一位名气甚至大过徐渭的巨子，竟然也是生前寂寂无闻，死后隆誉。他就是被称为“诗圣”的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唐诗夜空，最亮的明星无疑应推李白、杜甫。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在当年唐朝时，一流诗人中不仅杜甫缺位，李白也仅列最后，在他之前的是王维、白居易、王昌龄。

　　面对无情的现实，杜甫能够承受吗?诗人也是常人，笔下的诗是写给人们阅读传播的，欣赏者寥寥，总未免忧心，情何以堪。在杜甫的诗作中，多次为自己怀才不遇、知音难觅而发出沉重的感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百年歌自苦，未曾有知音”，这已经不是无奈的感喟，而是痛苦的呻吟。

　　当时受欢迎的唐诗是两个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为领唱的田园山水诗派，一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独立诗人李白不隶属于哪一派，不过他的诗歌勉强跟上了潮流。加上被文坛领袖贺知章推崇为“谪仙人”，又有“金龟换酒”的佳话传颂，使得李白一夜成名。不过李白成名不算早，时在天宝元年(742)，已经跨进不惑之年。

　　而杜甫却“不服水土”。他如一片漂泊四方的云，不断地穿行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事件之间，也不断地向人间洒落着诗篇，洒下对人民的忧患、对时局的悲愤。

　　现代文化学者刘小枫曾说：“苦难记忆证明历史是负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这苦难记忆的见证人，他在无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时，用自己的双手记录下了历史的罪恶。”不断走向成熟和觉醒的杜甫，在半生颠沛流离、浮沉起伏的生活中，写出了一连串不朽的名篇。这位忧国忧民的布衣诗人，为大唐痛哭流泪，因为他太爱这个国家;他也对权贵们嘲讽指责，因为他太恨这群小人。不合时宜的诗篇，自然不为朝廷上下所容，甚至连相当一部分听惯颂歌的民众，也不乐意听到这种时代的悲歌。于是，杜甫被冷落了，杜甫成了诗坛的弃儿。

　　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开始赞赏杜诗，他们的眼光超越了当代其他文人。以《马说》呼唤伯乐的大臣和文学家韩愈，自己就是一位难得的伯乐，他曾在李贺默默蛰居乡间的生前，发现了这匹千里马。而也正是他，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的赞语，首先把杜甫与李白并称，甚至把杜甫看得高于李白。

　　杜甫真正成名是在宋朝。那是一个积贫积弱、屈辱懦弱的时期，尤其是一场靖康之耻，使文人和平民深感家国之痛。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具有“诗史”特质的杜诗，引起人们强烈的思想震撼与情感共鸣。杜甫成了宋人顶礼膜拜的圣贤，在铺天盖地的美称中，以诗人杨万里的“诗中之圣”一语中的。直到明朝，撰写《杜臆》的作者王嗣爽正式以“诗圣”称呼杜甫。

　　生活把杜甫逼上绝路，时代让诗圣感到悲凉。诗圣的美称姗姗来迟，恰如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中那句伤感的诗句所说那样：“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生前报国无路，身处困境，纵然身后流芳千秋，人已寂寞无知，又有什么用呢!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在杜甫逝世前三年，他在夔州登高望江，唱出了一首被后人誉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的人生悲歌《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的光辉形象使“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冯至《十四行诗·杜甫》)，“身后名”使他成为“诗史孤忠在，文星万古沈”(元·宋无《杜工部祠》)的不朽圣人。

　　(《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