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昔阳钟村墓地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两年前，一项常规的“考古前置”工作，意外揭开了太行山西麓这处夏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神秘面纱——这座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夏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其规模宏大的墓葬与稀缺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反差，为研究夏时期社会复杂化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而关键的实证。

从建设用地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钟村墓地的发现，是“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落地见效的体现。2024年，昔阳县钟村社区一宗建设用地进入出让流程，严格执行考古前置规定，先期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过程中新发现钟村古遗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昔阳钟村墓地现场负责人曹俊回忆，起初的勘探结果显示，这里仅有九座战国墓葬。

　　“结果在发掘到M8(编号)的时候，发现它的墓葬规模、形制等和战国墓葬是大相迳庭。”曹俊说。墓道越挖越宽，罕见的多人合葬、头覆扇贝、身施朱砂、随葬绿松石牌饰的随葬品出现，通过进一步的清理，考古队员们根据墓葬的形制以及器物，综合判断是一处夏时期的遗存，最总清理出18座墓葬。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昔阳钟村墓地项目负责人范文谦表示：“钟村墓地是我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政策的重要成果，实现由基本建设考古向主动性发掘的华丽转身，是全国基本建设考古的典型案例。”

　　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的最新考古成果。钟村，自此跻身于中华文明核心遗址序列。

一个方国中心的反差史书

　　此轮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发现了一批夏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在约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整齐分布着五座大中型墓葬，面积在17至46平方米之间。范文谦表示，其中M10墓的面积达46平方米，“是目前已知夏时期单体规模最大的墓葬”。

　　然而，与宏大墓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随葬器物总数不到40件，且以陶器为主。对此，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小三解释，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后对周边区域强力控制的结果。

　　“原来在进入王朝时代之前，黄土高原上有非常多的政治中心，里面发现了很多珍贵的物品，比如说玉器。但是在钟村墓地没有。”陈小三说，这表明二里头(二里头遗址)文化形成后，夏王朝虽未直接占据此地，却牢牢掌握了珍稀资源的分配与贸易。钟村贵族只能通过二里头王朝辗转获得绿松石、朱砂等奢侈品，无法直接拥有铜礼器和玉器。这些资源是从二里头再传到钟村，显示出夏王朝对外的强烈影响。

　　而钟村墓地的宏大与局限，共同书写了一部生动的方国史。

科技照亮“钟村人”生活图景

　　在钟村墓地的考古勘探中，墓地奇特的葬俗得以被精准还原，得益于多学科科技的深度介入。

　　经过多学科团队与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对出图的扇贝进行了种属鉴定，确定为来自黄渤海的虾夷扇贝;墓葬中大量朱砂的硫同位素分析显示，其极大概率来自湘黔汞矿带的万山地区;借助铅、锶同位素检测，发现墓中绿松石来自陕西洛南辣子崖矿区。

　　一系列科技手段的应用，揭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DNA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这是一个典型的父系家族墓地，M9和M10的男性墓主人之间存在明确的父子亲缘关系，整片墓地并不是零散墓葬分布，而是一处严格的父系家族专属墓地，也是对夏时期成熟的家族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印证。

　　碳氮同位素研究显示，钟村墓地的贵族以粟、黍等北方旱作谷物为主食，很可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区域者;而殉人则以水稻为主食，饮食习惯与贵族明显不同，推测属于外来人群。

　　“在发现的5座男女同棺合葬墓中，大部分男性墓主全身涂满朱砂，头顶还放着扇贝，而女性则位于右侧，身上只有少量朱砂。”陈小三补充道，“由此推断，钟村墓地的古人可能以右为尊，并且通过扇贝、朱砂这些物品，来体现当时贵族的等级秩序。”

　　碳十四测年将钟村墓地所处的年代锁定在夏代晚期。彼时，钟村以及所在的松溪河流域，生活着一群独立于夏的另一个族群，他们拥有自身特色又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里的人群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以父系家族为血缘纽带，构建起等级森严、礼仪鲜明的社会结构。钟村人不但拥有自身的特色，也同夏以及南北各方人群都有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体现了夏晚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杨志敏)

　　近日，山西昔阳钟村墓地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两年前，一项常规的“考古前置”工作，意外揭开了太行山西麓这处夏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神秘面纱——这座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夏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其规模宏大的墓葬与稀缺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反差，为研究夏时期社会复杂化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而关键的实证。

从建设用地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钟村墓地的发现，是“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落地见效的体现。2024年，昔阳县钟村社区一宗建设用地进入出让流程，严格执行考古前置规定，先期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过程中新发现钟村古遗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昔阳钟村墓地现场负责人曹俊回忆，起初的勘探结果显示，这里仅有九座战国墓葬。

　　“结果在发掘到M8(编号)的时候，发现它的墓葬规模、形制等和战国墓葬是大相迳庭。”曹俊说。墓道越挖越宽，罕见的多人合葬、头覆扇贝、身施朱砂、随葬绿松石牌饰的随葬品出现，通过进一步的清理，考古队员们根据墓葬的形制以及器物，综合判断是一处夏时期的遗存，最总清理出18座墓葬。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昔阳钟村墓地项目负责人范文谦表示：“钟村墓地是我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政策的重要成果，实现由基本建设考古向主动性发掘的华丽转身，是全国基本建设考古的典型案例。”

　　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的最新考古成果。钟村，自此跻身于中华文明核心遗址序列。

一个方国中心的反差史书

　　此轮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发现了一批夏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在约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整齐分布着五座大中型墓葬，面积在17至46平方米之间。范文谦表示，其中M10墓的面积达46平方米，“是目前已知夏时期单体规模最大的墓葬”。

　　然而，与宏大墓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随葬器物总数不到40件，且以陶器为主。对此，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小三解释，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后对周边区域强力控制的结果。

　　“原来在进入王朝时代之前，黄土高原上有非常多的政治中心，里面发现了很多珍贵的物品，比如说玉器。但是在钟村墓地没有。”陈小三说，这表明二里头(二里头遗址)文化形成后，夏王朝虽未直接占据此地，却牢牢掌握了珍稀资源的分配与贸易。钟村贵族只能通过二里头王朝辗转获得绿松石、朱砂等奢侈品，无法直接拥有铜礼器和玉器。这些资源是从二里头再传到钟村，显示出夏王朝对外的强烈影响。

　　而钟村墓地的宏大与局限，共同书写了一部生动的方国史。

科技照亮“钟村人”生活图景

　　在钟村墓地的考古勘探中，墓地奇特的葬俗得以被精准还原，得益于多学科科技的深度介入。

　　经过多学科团队与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对出图的扇贝进行了种属鉴定，确定为来自黄渤海的虾夷扇贝;墓葬中大量朱砂的硫同位素分析显示，其极大概率来自湘黔汞矿带的万山地区;借助铅、锶同位素检测，发现墓中绿松石来自陕西洛南辣子崖矿区。

　　一系列科技手段的应用，揭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DNA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这是一个典型的父系家族墓地，M9和M10的男性墓主人之间存在明确的父子亲缘关系，整片墓地并不是零散墓葬分布，而是一处严格的父系家族专属墓地，也是对夏时期成熟的家族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印证。

　　碳氮同位素研究显示，钟村墓地的贵族以粟、黍等北方旱作谷物为主食，很可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区域者;而殉人则以水稻为主食，饮食习惯与贵族明显不同，推测属于外来人群。

　　“在发现的5座男女同棺合葬墓中，大部分男性墓主全身涂满朱砂，头顶还放着扇贝，而女性则位于右侧，身上只有少量朱砂。”陈小三补充道，“由此推断，钟村墓地的古人可能以右为尊，并且通过扇贝、朱砂这些物品，来体现当时贵族的等级秩序。”

　　碳十四测年将钟村墓地所处的年代锁定在夏代晚期。彼时，钟村以及所在的松溪河流域，生活着一群独立于夏的另一个族群，他们拥有自身特色又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里的人群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以父系家族为血缘纽带，构建起等级森严、礼仪鲜明的社会结构。钟村人不但拥有自身的特色，也同夏以及南北各方人群都有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体现了夏晚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杨志敏)